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在毛澤東的軍事戰略中，最有名的應該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然則讀過《孫子兵法》一書的人就會知曉，這一名句是出自此書且是此書的紐帶與核心。
「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全面瞭解和掌握各種情況，在此基礎上運籌帷幄，謀劃戰略全局，實施作戰指導，贏得戰爭的勝利。孫子認為，從事戰爭的先決條件是要努力做到「知彼知己」，因為只有正確估量敵我情況，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定下正確的決心，制定正確的作戰方針。基於這一認識，孫子主張在開戰之前，就要對敵我雙方各種條件有全面透徹的瞭解，進行仔細周密的考察比較，以期對戰爭的演變進程，勝負趨勢，做出正確的分析，並據此制定出適宜的戰略戰術方針。俾斯麥是這一戰略思想的全面貫徹者。
在柏林的時候他表面上忙於處理普魯士同新合併來的各省以及同其他北德意志各邦的關係，實際上他忙於分析各大國的情緒，估量他們可能採取的立場，因為他覺得德國國內的形勢具有過渡的和未成熟的性質。他深信，在德意志民族的進一步發展——無論是增強內部抑或是擴展緬因河彼岸的道路上，都不可避免的不得不同法國打仗，因此在對內和對外政策中無論如何也應看到這種可能性。他認為路易‧拿破崙不僅不把普魯士在德意志的某些擴張看作是對法國的危險，而且看作是反對德國統一和民族發展的手段；並且德國的非普魯士部分到時候會更為強烈的感到需要法國的保護。這一段論述，對德國國內的形勢分析和拿破崙‧波拿巴的分析很是透徹。為普法戰爭的戰略戰術提供了選擇的多樣性。
在對待義大利的問題上，他談到，「1866年我們既然都以目睹義大利對拿破崙處處順從，所以只要法國的壓力仍然存在，義大利的態度就難以忖度」。而通過1866年春他和果沃內將軍的會談。他又瞭解到他不可能指望義大利會不顧拿破崙的不滿而信守條約。而且對這一詢問還要在當天電告巴黎並請求指示「應如何答覆？」因此俾斯麥擔心，義大利同法國和奧地利結成聯盟並非絕無可能。
自克里木戰爭以來主宰俄國社會輿論的對奧地利的仇恨，由於奧地利的失敗而得到滿足；但是這種情緒和俄國的利益是矛盾的，因為俄國的利益和沙皇在德國的影響有關係，也和法國對德國的威脅有關係。
在對付法國為反對德意志而可能結成的聯盟的鬥爭中，「我們渴望得到俄國的支持，但是只有在我們不幸遭到失敗時才有這種可能，因為由於這種失敗才會接近現實的出現一個問題，即：俄國能否容忍得勝的法奧聯盟在自己的波蘭邊境上與自己為鄰」。然而，在由於普魯士的失敗造成的這種危險來臨之前，情況很可能是：「假如數量上佔優勢的聯盟給我們1866年的酒滲進一些水去，那麼俄國不一定不欣然作壁上觀，至少也不會去阻攔。」
那麼面對法國的態度，「民族自尊感正迫使我們去從事戰爭，如果我們不能估計這種情感的需求，那麼我們勢必要失去1866年我們在完成民族發展道路上所取得的一切優勢」。即：因1866年軍事上的勝利而在緬因河以南地區高漲起來的像表現在南部諸邦準備聯合起來那樣的德意志的民族也將不可避免的再次冷卻下來。
以上說明普法戰爭之前的態勢，俾斯麥準確地把握住了總的國際形勢。而在普法戰爭之後，這一思想體現得更為盡致。普法戰爭結束後不久，總參謀部詢問這位宰相，能否保證法國方面不以復仇相威脅，俾斯麥回答說，它能保證的恰是相反的東西，也就是說，法國同德國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法蘭克福和約簽訂之後，俾斯麥一直堅信不移，法國將是德國任何敵人的潛在盟友，這就給俾斯麥提出了一項新的任務：削若法國的內部力量並在國際舞臺上把它孤立起來。由此，它必須努力防止奧地利的復仇主義分子和法國的復仇主義分子接近。因此他也必須在更大程度上同天主教作鬥爭，因為天主教不僅掩護著德國國內的分離主義分子，同時也可能促使以德國國內的反普魯士分子為一方同奧地利和法國的復仇主義分子為另一方的互相接近。因此他還必須在更大程度上努力鞏固同俄國的關係。由於要孤立法國，所以俾斯麥就必須維護同沙皇俄國和哈布斯堡君主國的良好關係。隨著局勢的進一步發展，俾斯麥一步一步的走向蜘蛛網似的聯盟體系，最終導致了兩大軍事集團的對立。
俾斯麥是十九世紀後半期歐洲名聲最高的政治家之一，在當時的時代裡，他運用自己的智慧為德國的強大樹立了汗馬功勞。列寧簡短地、但有鮮明而又極為準確地論述了他的歷史作用：「俾斯麥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歷史上進步的事業。」「德國的統一是必要的，……當革命的統一失敗後，俾斯麥用反革命的方式，用容克的方式完成了統一。」俾斯麥是通過戰爭的方式達到德國統一的：普丹戰爭、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正是在組織和指揮這幾場戰爭中，俾斯麥外交家、政治家特別是戰略家不容置疑的天才才顯露出來。在他的時代裡他的謀略是鮮有人能夠與其相提並論的。戰略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信手拈來的。戰略不僅是個理論問題，而且是個人才問題。戰略面對的是運動的世界和動態的環境，而所有的在理論指導下的決策都必須具體化，即是一個因地、因事、因人的創造性勞動戰略知識除了死認識，還必須具有活的知識。必須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能承擔這一任務。俾斯麥即是這樣的一位人物，在我們看完有關他的一段歷史後，我們就會為他的遠見謀略深深折服。在法國駐俄國大使勒夫洛致法國外交部長德卡茲電中，說道，「皇帝陛下不相信德國真正想要發動戰爭，據皇帝看來，普魯士報紙的語氣和我所縷述的德國政府行動所造成的一切徵象，不過是俾斯麥所採取的一些方法，使人們相信這些方法，是防止擬想的危險所必需的，因而它就更能保持自己的實力」。又如他對「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等策略變術的運用。變術指的是利用事務相反相成的規律推動事物的轉變或轉換，以小患取大利，以小捨求大功。由外交原因而觸發的普法戰爭就是這一典型例子。俾斯麥對埃姆斯電報的修改使波拿巴怒不可遏，從而把戰爭的責任推到了敵人身上。在俾斯麥的政治生涯中，他對這些變術的運用可謂淋漓盡致。不管是對普奧戰爭與普法戰爭的延期，還是為了保證法國的中立而割讓的德意志領土的舉措，抑或是為了孤立法國而採取的一系列結盟措施，都是這一變術的運用。
總之，《孫子兵法》是我國的一個思想寶藏。它對戰略思想和戰略戰術的歸納，具有普遍的意義。俾斯麥是一個時代的寵兒，他的思想也是具有很高的借鑒意義，雖然時代變遷，他們的思想精華確是能夠經得住時間的考驗。在今天，國際形勢變化不定，擁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國際形勢的發展趨勢、各個國家的未來走向及其政策的變化都需要我們運用自己的智慧來加以判斷。從而制定出符合自己的發展道路，為自己的國家謀取一份利益，為世界的和平做出一點貢獻。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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