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戰略思想與中國經典兵書《孫子兵法》頗多不謀而合之處。本文試圖從三個方面論述他們的重疊之處：即「不戰而屈人之兵」、「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總而言之，他們的重疊都是對天時、地利、人和思想的運用。通過這些比較，俾斯麥的戰略與謀略思想得到進一步的闡釋，從而加深理解俾斯麥的外交謀略，更好地認識俾斯麥高超的戰略思想。
《孫子兵法》是我國最古老的一部兵書，雖然是一部兵書，但其論述並不是一些戰場上的謀略，相當一部分涉及的是戰場以外的策略與謀劃。其中的很多思想都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其部分思想可以說在俾斯麥身上貫徹得最為淋漓盡致。
眾所周知，俾斯麥是十九世紀後期德國的「鐵血宰相」。正是在他的領導下，德國的統一得以實現，德國的強國地位在歐洲得以保住。他的遠見、他所建立的聯盟體系的複雜性都不得不讓今天的我們徹底折服。
不戰而屈人之兵
《孫子兵法》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也即指導戰爭的上策是挫敗敵人的戰略計謀，其次是挫敗敵人的軍隊，下策是攻城。中國「不戰而勝」的軍事謀略思想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首先，它包括「伐謀」來震懾對方，從而迫使對方放棄發動戰爭的打算；另一方面，它還包括運用智謀和外交手腕達到原來需要使用武力才能達到的戰略目的，即所謂「拔敵之城而非攻也，致敵之降而非圍也」。這一點，是中國古代「不戰而勝」思想最富有積極意義的一面。「不戰而屈人之兵」正是包括達成攻防兩種戰略目的的高度統一。這種思想從德國統一過程中的普奧戰爭與普法戰爭之前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窺見一斑。
普丹之戰結束後，為了與奧地利爭奪領導權，俾斯麥運用他的智慧重新挑起與奧地利的領土爭端，並找到了發動戰爭的理由。在普奧戰爭之前，俾斯麥就運用他的外交手腕使奧地利孤立無援，從而使普魯士得以順利地擔當起德意志的「領頭羊」。在當時世界各國都忙於自己的事情而無暇顧及其他，只有法國有可能進行干預的情形下，俾斯麥是如何做到的呢？——割讓德意志的領土，滿足法國的願望，拆散了奧地利與法國結盟的可能性。可以說，他為了德意志的統一做出了讓步與犧牲，但這並不是他的唯一目的，他的目的還在於使其在其後的普法戰爭中變成一招可以利用的棋子。而這就是他連環計的運用。
如果說俾斯麥在普奧戰爭之前的謀略已有所展現，那麼在普奧戰爭後如何來對待戰敗的奧地利更是體現了他的遠見與謀略。在《回憶與思考》一書中他對他的顧慮進行了詳盡描述，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在和奧地利以後的關係中，只要無損於統一的德意志政策，就要盡可能防止給奧地利造成倍感受辱的回憶。普魯士軍隊勝利地進駐敵國首都，毫無疑問會給將士們留下令人愉快的回憶；但從最終的政策上來看這並無必要，「這就像把歷來屬於奧地利的土地割給我們一樣使奧地利的自尊心蒙受損傷，這對我們並非絕對需要，而只會給我們以後的相互關係增添困難。」
而且，他認為至為重要的是：是否給對方留下了無法和解的情緒，是否給他們的自尊心留下了無法醫治的創傷，致使其切望復仇，從而成為法國和任何一個敵國的盟友。因此為了保留與奧地利重新友好的可能性，無論如何要把這個國家看作是歐洲棋盤上的一顆棋子，而同它恢復良好的關係就是應該公開拿在手中的一著先手棋。出於這種考慮，他力主對戰敗的奧地利採取寬大的政策：避免使奧地利遭受嚴重損傷，避免留下長期的痛苦。從而為以後的兩國相處留下了退路。在俾斯麥的觀念裡，「應當履行的不是法官的職責，而是執行德國的政策；奧地利反對我們（普魯士）的戰爭，並不比我們反對奧地利的戰爭更應受到懲罰；我們的任務是在普魯士國王領導下的德意志民族的統一或者為之開闢道路。」正因為如此，在對待奧地利的問題上，俾斯麥明智地插劍入鞘，竭力避免以「拿破崙式凱旋進入維也納」，為鐵血政策的進一步推行，為德國的統一，保留了「歐洲棋盤上的一顆棋子」。甚至在以後的戰略格局中，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普法戰爭後，法國國內出現了強烈的復仇意識，加上法國軍隊的改革及其實力的迅速恢復，使得德國日益擔心法國的復仇。因此，俾斯麥要竭力維護有利於德國的歐洲均勢現狀。皮埃爾‧熱爾貝曾對此寫道：「俾斯麥的外交體系不是要統一歐洲，不是要把歐洲變成一個有組織的整體，而僅僅是要維持它已經給與了德國的優勢。」俾斯麥在歐洲建立了一系列的複雜的聯盟，旨在孤立法國，使之不能與其他大國結盟而普法戰爭的一箭之仇。
首先德國與俄奧在1873年結成了具有反「神聖同盟」色彩的三國同盟。1879年俾斯麥與奧地利結盟中之盟，並在此基礎上，俾斯麥著手建立起聯盟體系，相繼將塞爾維亞、義大利、羅馬尼亞拉入德奧同盟中，完成了以德奧義三國同盟為主體的軍事同盟體系。同時，俾斯麥為鞏固德國的優勢，主動接近英國，拉英國入夥。由於英國的外交傳統和自由黨人對俾斯麥保守意識形態的不喜歡，英國多次婉拒了德國的拉攏；另外，德國鼓動義大利和奧地利兩次就維護地中海和近東現狀與英國締結了協定，減輕德國對奧意在地中海地區與俄國產生矛盾時可能承擔的義務。到1887年三國同盟的續訂和德俄之間的再保險條約的簽訂，德國在歐洲建立了一個蜘蛛網式的聯盟體系。在俾斯麥的領導下，德國在歐洲大陸與除法國之外的各大國建立了有時是相互矛盾的各種聯盟體系，儘管各參加國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德國的目標始終如一，就是通過各種聯盟體系，對付法國的復仇情緒和俄國的斯拉夫主義。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這裡所說的「天時地利人和」指的是「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 ，和「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的思想。孫子在〈火攻〉篇中寫道：「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致。怒可以複喜，慍可以複悅，國不可為複存，死者不可以複生，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全全軍之道也。」不言而喻，「利」在這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既是指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也指一個國家要獲得這種利益有利的國際與國內形勢。一個國家的外交工作要視其情況，斟酌考慮綜合分析，然後決定是推遲、防止戰爭或者促其來臨。俾斯麥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他清楚地意識到，戰爭在當時是無可避免的。按照歷史發展的結果，在對奧地利戰爭之後，接踵而來的必然是對法國的戰爭，即使我們對拿破崙皇帝的中立而允諾給他所企望得到的一筆不小的補償，也是如此。鑒於戰爭對社會經濟、民眾生活、國家前途的直接甚至是關鍵的影響，所以他把準備戰爭和指導戰爭的問題提到了極其重要的位置。強調要做到有備無患，「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由此，俾斯麥在其後的決策中，很明智地把對法國的戰爭延期進行。為對法戰爭的推行創造了有利的國際與國內環境。
在他的自傳中，他提到他從來沒有把同法國交戰看的輕而易舉，姑且完全不顧法國能找到復仇心切的奧地利和要求實力均衡的俄國做盟友。他要把這場戰爭推遲到兵役制和軍訓制度推行於國內所有非老普魯士地區之時。在他的推算中戰爭每推遲一年，軍隊就會增加十多萬名訓練有素的士兵。尤其是當無法預料在法國反對他們的戰爭中誰會是它的盟友時，更是如此。直到普魯士的軍備準備得很完備時，俾斯麥才借一封電報挑起了普法戰爭。
普奧戰爭的終結，和平條約的締結，也是這一思想的運用。普奧戰爭之後，俾斯麥心中有數，德國的問題遠沒有解決，國家統一的外在阻力還是很大，特別是左鄰的法國。在普魯士還羽毛未豐的時候，俾斯麥不想因過分削弱奧地利而刺激路易‧波拿巴，他在1866年致普魯士的信中，告誡說：「國王軍隊的勝利將迫使波拿巴放棄他迄今持有的保留態度（即中立政策）。」在奧地利因戰爭失利而民怨鼎沸的時候，俾斯麥不想在「對手身上留下難以平息的感情」。「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的思想在這裡得以十足地展現。
對歐洲列強，俾斯麥堅持以「軍事大國政策」為基礎，積極開展靈活外交，「推行一種多面政策，為自己打開一切門路」。相準時機，把鐵血與劍砍向波拿巴這個德意志最後的大敵。俾斯麥精準地分析到：英國在東方問題上與俄國矛盾至深，而英又無陸軍，正在尋找對付俄國的寶劍，普魯士如扮演這一角色，就必然被捲入爭霸歐洲的漩渦而不能自己，但普英之間在東方問題上尚無利害衝突，普如能與英保持「柏拉圖式的友好」，彼此相安共處，於最後完成的意志的統一並無壞處。為此，他對英略表親善，與之建立關稅同盟，以低關稅而取悅於英國。俄國在中東、巴爾幹與英法奧正糾纏不清，俾斯麥認為如能促使沙皇把注意力集中於東方問題上，牽制英法奧，對於鐵血政策的推行將是一份現實的政治財富。為此，他十分強調「俄國的友誼」，一再表示：如果俄國得到自己家門的鑰匙（即兩海峽的控制權），那德國會是高興的。關於法國，俾斯麥當然知道，普法「絕沒有和平」，但他並沒有不適時宜的與法衝突，而是按著鐵血政策的推行步驟處理對法關係。他在普奧戰爭前寫道：「法國雖說懷著善意注視著我們力量的增長及德國走向統一的進程。但要最終證明這種善意是真誠的，看來也不大可能。但我們決不會忽視波拿巴所提供的、這種暫時的、失算的支援而不加以利用。」為此，他一度實行聯法政策，當法國表示若以萊茵河左岸地區和盧森堡、比利時的領土報酬為代價，他願在普奧戰爭中保持中立時，俾斯麥便虛與委蛇的應諾，而當對奧戰爭得手後，他又「利用這領土報酬」刺激南德諸邦醒悟，擺脫法國的控制，激發德意志人的民族情緒，進一步擴充軍事力量，離間英俄與法的關係，孤立法國。在推行鐵血政策的年代裡，俾斯麥的這些多面外交，確是槍槍命中，俄國對普魯士「傳統友誼」深信不疑，英願守友好中立，意普締結攻守同盟。法國一度默許德國的統一戰爭，這良好的國際環境，使普魯士的軍事、政治力量得以不斷擴大。鐵血政策的推行得以節節勝利，步步升級，終於繼1866年的普奧戰爭之後，又於1870年的普法戰爭中，一舉打敗法國，完成了德國的統一大業。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12期】
留言列表
